红军击溃寿灵寺后，找到了泥巴沟头人泽仁贡布，当地群众中有影响的人物曲吾太，喇嘛绍古、罗绒多吉，加射村头人罗绒泽仁(人称“蛮秀才”)，老街乡康团农民洛泽仁等，他们真诚拥护红军。洛泽仁勇敢坚强，担任县博巴政府付主席兼青年武装队长，红军给他一匹大白马，和一支步枪骑用。充古村的张海山家景并不富裕，但积极支援红军的粮食，为红军翻话、推磨并送其女儿四郎志马参军北上(注：此女同志据调查，北上途中因抢水牺牲)。红军离开充古时送他两支快枪(解放后其子已交政府)。相孜益西多吉从泥巴沟动员回老街后，总部即派代表李文海与他洽淡，使他知道红军的性质、主张以及长征的意义。他被红军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尊重藏胞的实际行动所感动，一再表示愿为红军出力。李代表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好兄弟、好兄弟，我们一起合作为炉霍藏胞办事!”
一九三六午四月十五日炉霍县博巴政府成立，相孜益西多吉被选为政府主席，在李代表的协助下，他作了大量工作。先后成立了县属各级博巴政府，布置了支援红军的各项工作。当时县境有些地方发生抢劫红军的事件，相孜和政府付主席洛泽仁分别亲临各地宣传红军的政策，制止了抢劫红军的事件再发生。
一九三六年“五一”前夕的一个晚上，朱总在百忙中挤出时间邀请接见相孜益西多吉，由李维海去通知并随同到寿灵寺瓦龙活佛家，翻译兰子安。双方一见面，朱总司令与相孜就亲切握手，表示欢迎，并高度赞扬了他为支援红军所做出的贡献，鼓励他继续为人民做好事。朱总谈到博巴政府工作时指出:“目前最重要的是解决好人民的生活问题。”又说：“我们要北上抗日，走后伤病员就交给你们了，你们要好好安排他们，我们七、八年，最多十五年以后一定要回来。”临别时，朱总赠送相孜锦旗一面、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和几本汉文书.由于历史的风风雨雨，这些珍贵的文物未能保存下来。
红军离开炉霍前夕，李代表又引相孜益西多吉到瓦龙活佛家去见红军领导人(当时通知说是见红军最高领导人。其时，朱总已去甘孜，据估计不是张国焘就是徐向前)。翻译叫阿呷(随红军北上，后来情况不清楚)。那位领导说：“你们要好好安排下留下的伤病员，你对红军的支援，藏汉民族的团结，我们是不会忘记的，我们将来一定会再见面的。”并赠送相孜白银十锭，牦母牛一头。李代表同相孜益西多吉在侯振基家里共饮洒告别。表示相孜在博巴政府的工作感到很满意，嘱咐他要注意安全，一再说：“我们后会有期。”李代表还给相孜赠送了几张草狐皮，一袋藏青稞，四匹小马，另送一匹最好的小马，叫他自己骑用。为纪念红军离别之情，相孜给这匹马取名“克雨”(意即布谷鸟)，这就是相孜有名的座骑“相孜·克雨”。直到一九五一年西南军区的一个科长，作家兼画家，名叫关复生来炉霍采访时，还专为这匹马照了像。解放后相孜多次向第一任县工委书记苏克询问李维海代表的下落，苏感到相孜的挚诚，允其代为询问。以后，他每到康定开会或外出参观遇上首长都要询问李的现状。
相孜为什么红军进驻炉霍前一点时间逃到泥巴沟藏起来?据本人在一九五四年冬给留炉霍红军赈济大会上的讲话中说：“红军进入道孚后，寿灵寺十六人会议、八十人会议讨论，抵抗还是不抵抗，多数人主张抵抗红军，其理由，有诺那活佛武装配合，同时寿灵寺已与甘孜、朱倭等寺庙联系，他们都愿意配合寿灵寺抵抗红军，红军可能在炉霍驻的时间不长，是过路的。少数人主张不抵抗，其理由，红军人多，打过很多仗，有经验，枪炮比我们多，如果寿灵寺抵抗肯定打不赢，会死很多喇嘛，寺庙也会受到毁坏。最后发神喇嘛发神后，说能打胜，从而寿灵寺决定抵抗红军。我是属于不主张抵抗红军的少数人之一，因此红军进发炉霍前就到泥巴沟藏起来了。红军到炉霍后，派曲吾太来与我联系叫我回来，当时我不敢回来，过了几天我装扮成一农民穷人，进城看了动静，亲眼看到红军纪律好，对老百姓也好。群众说：“红军确实好，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队伍。国民党兵、藏兵来他们什么坏事情都干得出来，红军就不同，跟老百姓亲如兄弟。”我也就慢慢的相信红军是好人，曲吾太再次来喊我时，我就回来了，在老街旧衙门内见到红军代表李维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