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旧址
1947年01月，为了迎接革命胜利的到来，加强法制建设，中共中央成立了法律研究委员会（简称中央法委会）。是年03月开始，中共中央法律研究委员会谢觉哉等转移到后甘泉村。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有老人，有家眷，有孩子，不象战斗部队，对外称为七大队。七大队初来群众有点好奇，时间一长，与群众友好相处，水乳交融，年纪高的老同志，被群众崇敬地称之为谢老、吴老……
进住后甘泉村的中央法委会的领导有谢觉哉、吴玉章、王明、陈瑾昆、蔡畅等，其主要任务是研究起草宪法和各种法律，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准备。谢觉哉的夫人王定国任法委会党支部书记，她在后甘泉村还写下了一首七言诗：“住在临县后甘泉，杨树成林水也甜，敌机轰炸日三遍，山高洞深任敌旋”。既赞颂了后甘泉村的优美环境，又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行径。
中央法委会在后甘泉驻扎期间，完成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婚姻法》等法律草案，为建国后立法奠定了基础。此外，还参加了当地的土地改革工作。
当时临县的土地改革运动正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在康生所推行的“左”的政策指导下，踢开了当地党组织，提出了“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的错误口号，开展查三代，任意扩大打击范围，侵犯中农利益，乱打乱杀之风盛行。中央法委会参加了后甘泉村的土改，由于王明领导土改工作团执行“左”的政策，当时只有100多户的后甘泉村，划为地主富农的竟占40－50%之多，发生了打人、扫地出门等越轨行为。该村有位烈士叫郭维昌，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生前是个解放军的团长，曾获二等战斗英雄模范奖章，在1946年的一次战斗中因掩护其他同志突围而壮烈牺牲。土改中因查三代，把他家划分为地主成分，没收了土地房屋，全家人扫地出门，并砸掉了“革命烈属”的碑匾，不承认其为烈士。该村农民孙敬祖，祖祖辈辈务农，且勤劳朴实，有土地，有耕牛，有羊群，有6个儿子，一家十几口人，过着比较殷实的生活，土地改革定为富农，没收了全部财产。谢觉哉、孙瑛对该户进行了调查，认为该户既不出租放债，又无雇工剥削，且有3个儿子先后参军，为中国革命做出了应有的奉献。谢老对后甘泉村的成分划分很不满意，认为背离了党的政策，也不符合农村实际，与王明和土改工作团进行了说理斗争。在当时极“左”政策盛行的情况下，对方充耳不闻，拒绝采纳。在此情况下，谢老与王明一起过黄河找毛主席汇报法委会工作和土改中出现的问题。毛主席认真听了汇报，表示同意谢老的意见，决定立即纠正土改中的过“左”行为。他们回村后立即按毛主席的意见进行纠正。一方面统一内部思想，一方面耐心给工作团和贫雇农讲政策讲道理，将错划的地主富农成分纠正过来，将错误没收的土地房屋退回去。像上面提到的郭维昌烈士家由原定地主改成中农，孙敬祖由富农改成中农，退回了没收的土地和房屋。1948年04月，在法委会向河北省西柏坡转移之前，谢老亲自为郭维昌烈士写了碑文，挽回了土改中过“左”错误造成的不良影响。纵观后甘泉村的土改运动，尽管王明盲目地推行康生“左”的政策，但在谢老等人的抵制和反对下，与其他村相对而言，还比较稳妥，与该村毗连的前甘泉村一下午打死几个人，后甘泉村却一个也没死。此事至今被人们称颂。
中央法委会进驻后甘泉村，尽管对外称七大队，保密工作也很严格，但没有不透风的墙。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后甘泉村驻扎着中共中央机关人员后，不时派飞机来轰炸。1947年06月22日早晨，一次就扔下11颗炸弹，所幸山上站岗人员及时发现敌机，立即报警，中央法委会人员和全体村民迅速躲藏进事先打好的防空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炸死一头驴。
中央法委会在后甘泉村驻扎期间，团结群众，严守纪律，尽力为群众办实事、谋利益，得到群众拥护和支持。虽然仅有一年时间，但与群众结下了深情厚谊。当法委会根据上级指示向河北西柏坡转移时，村民们依依不舍，一直把法委会人员送到村口，不少人不停地擦着泪水，不停地喊着“亲人们，再见！”，法委会的同志也举起手高喊：“乡亲们，再见了！后会有期！”
在中央法委会离开50多年后的1998年06月12日，年近90高龄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同志一行，奇迹般地来到了后甘泉村。她们巡看了他们当年住过的土窑洞，会见了当年的亲人故友，并捐资10万元人民币，为后甘泉村新建了一所两层楼的标准化学校，表达了老一辈革命家与老区人民的深厚情谊。
